探析城镇化路径

最新一期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将目光落在了全球经济低迷不振之下的城市发展，在其封面特别报道“城市专题”之下，这本老牌顶级期刊将麦肯锡公司全球研究所提供的研究数据精心整理，推出了《2025年全球最具活力的75座城市》，而在这份分量特殊的榜单之中来自中国的城市独占29席。在当期的卷首语之中，《外交政策》对中国的城市发展也不吝溢美之词：

以“中国的崛起”为本期专题的头条是唯一的选择……中国正在开展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人口重心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具有里程碑意义，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接近10亿，人口超百万城市的数目将达到惊人的至少221座。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变化，它还引领全球风气之先。（摘编自《外交政策》杂志中文论坛）

在我们囿于眼前经济数据的“愁云惨雾”之时，国外媒体与机构似乎对中国的未来持更加乐观的态度。诚然，在全球一体化持续推进的今天，中国经济越是深入世界经济体系、越是占据更加重要地位，受到的输入性影响也将更加巨大。然而正因为面对当下的艰难，坚持已然深思熟虑过的改革路径才能走出困境。

无论是对摆脱目下的经济下行趋势还是未来更加长远的发展，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早已不必赘述，而通向城镇化的路径、实现城镇化的流程控制等问题似乎更具有现实意义。

城市化路径

政绩冲动下的“野蛮生长”不如市场配置下的“自然成长”

在当前的经济下行趋势之下，“推进城镇化——扩内需”的思路成为主流，各个都市圈亦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只不过，喊了多年的“城镇化”，目前还只是行政建制的“土地城镇化”，如何扭转“人口城镇化”远远滞后的现状才是未来发展关键。

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人口与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本月举行的“2012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与会官员与专家们一致认为，打破行政主导模式，并让人口自由迁徙，这样借助市场力量“打”出来的分工才会成功。

“中国无论都市圈还是城市群，最大一个特点就是竞争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行政力量大于市场力量，”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称。

他指出，中国的城市发展得越大，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就越强；而且都市圈都是行政等级特别高的城市，用大量行政资源维持着它的特殊群体利益。

他认为，需要在排斥行政干扰基础上形成一个自然合理的资源配置、人口迁徙不受约束的都市圈。具体而言，就是“第一要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让人口自由迁徙；第二要减少等级化过程的行政管理作用；第三要更多促进一些政策来支持人口流向的地方。”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此前也强调，扭转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开展大规模城镇化。

中国二季度经济增速降至7.6%，创下逾三年来新低。为提振内需，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7月中旬表示，要研究制定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发挥城镇化拉动消费、扩大和优化投资、改善民生的多重效应。并指出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

王建指出，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是一个很庞大系统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和总体设计安排，尽管中国目前公布的城镇化率约50%，但无论是城市规划，人员安排等各方面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周其仁：城市化不能“指标化”

在论坛上，针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滞后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表示，城市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人为设定发展目标同样不可取。

“过去工业化就想用指令的办法提高工业的比例，结果事与愿违，资源利用效率极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称，“城市化要吸收过去工业化的教训，不要以为城市化已经看得很明白，剩下就是下指标了。”

他指出，中国是行政主导的经济体，资源一定是按照行政等级进行配置，很难按照哪里需要往哪里聚。因此要打破它，尽可能利用市场的自主活动，政府则主要为市场提供服务，帮助组织资源解决困难，这样发散出来“圈”和“核”的关系才可能比较自然。

推进城市化，进而带动内需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尽管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但工业化率相对于城市化率而言，还是偏高不少。”周其仁举例，美国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4.1，法国为4.11，德国为2.64，即便是“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也比中国高。

周其仁指出，“中国工业化推进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远远不及全球水平。如果剔除那些已经进城但还没有融入城市的人口数字，我国的城市化率还要更低，这显示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要往哪里使力。”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周其仁教授在研究、表达城市化这一经济社会现象时，多次引用的俗语。在周其仁看来，城市人口密度的提高，可以带来更多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人口向城市流动是自然的，也是合乎理性的。

“在我国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发展的表象背后，有太多人为的制度安排，压制了城市化的进程。但经济社会规律不可违背，城市化同样如此。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制度的改革滞后，已经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但长期来看，城市化趋势不可逆转。”对我国今后的城市化发展趋势，周其仁非常乐观。

“但同样需要警惕的是，在今后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也不可人为设定发展目标。城市化发展目标如果落实到比较具体、甚至可以高度指标化的状态，对经济发展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城乡中国的抽象目标可能更为重要。”周其仁说。（半月谈网/记者 张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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