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的博弈

在当前世界经济寻求由失衡转向平衡的节点上，“再平衡”成为刚刚闭幕的G20匹兹堡峰会中的热门词汇并不偶然。在重建平衡的过程中，以中美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面临一场结构调整的博弈。

“再工业化”过程或将令美国经济增长引擎由消费转向投资，而对中国来说，“再平衡”外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固然值得高度警惕，但积极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刺激居民消费无疑是博弈中的最优选择。

从世界经济运行规律来看，每一次由失衡到平衡的过程都可视为自我修正和进化。2003年开始，世界经济开始了新一轮增长周期，美国的消费、中国的投资与出口成为增长引擎。以中国为代表的顺差国将美元盈余重新投资于美元资产，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美国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膨胀，产生的财富效应又给美国居民的消费注入新动力(310328基金净值,基金吧)。在这种双轮驱动的世界经济失衡增长模式中，最大的薄弱环节就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和不断攀升的资产负债率，历史也选择了以金融危机的方式结束世界经济失衡的增长。

旧有的循环方式被破坏了，而新的平衡尚未建立，以中美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未来增长方式和结构转型的不确定性成为经济复苏的最大阻力。从目前情况看，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已成必然。一方面，美国政府希望在矫正过度消费增长模式的同时，以政府和民间投资的恢复来推动经济复苏。高赤字重压下的美国政府，迫切需要更多居民储蓄来购买国债，以较低的资金成本为其融资；另一方面，从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上看，金融监管相关改革措施令高杠杆率及借贷消费模式难以再现。另外，美国也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预计从2011年开始,居民的消费行为可能出现保守倾向。

对于中国来说，又应以怎样的方式调整结构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呢？我们或许可以从胡锦涛主席在匹兹堡峰会上的讲话中找到答案——坚持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基本立足点，积极调整内外需结构和投资消费结构。

可以假设中美两国经济结构调整博弈的四种基本情形：

第一种情形，美国由消费向投资的转型成功，居民储蓄率上升；而中国的消费需求也出现显著改善。两国贸易趋于平衡，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平衡增长周期，美元汇率也因赤字问题的缓解而获得支撑。

第二种情形，美国转型成功，储蓄率与投资率上升；而中国的消费需求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效刺激，出口下降令产能过剩的压力增大，并抑制投资需求，经济增长进入低迷期。

第三种情形，美国结构调整不顺利，居民储蓄率再度回落，在回归实体经济的过程中难以找到能够成为新经济(310358基金净值,基金吧)增长点的产业；而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刺激消费的政策取得成效，出口得以恢复，将部分产能转移出去，并刺激民间投资增长。

第四种情形，中美两国经济结构调整均不成功，世界经济重回失衡格局，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世界经济失去增长动力，而美元面临崩溃风险。

通过以上四种情形分析不难得出：从中国的利益出发，无论美国经济转型是否成功，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居民消费都将成为最优选择。而从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上看，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使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提升至43%，而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的时间以及完成时的工业化率平均分别为17年和34%，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工业化或已接近尾声，由投资向消费的转移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需求，毕竟经济体从资源国向制造国再向消费国的转变是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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