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研究员应加快推进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商务部研究员：应加快推进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改革开放35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曾经单纯的“赶超”开始被“继续赶超”与“防范被赶超”所取代，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也让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拥有了世界级的生产能力与市场规模，下一步中国经济怎么走，在转型中需要坚持什么，警惕什么？　　近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的转型要从大的格局去考虑。社会对投资、出口、内需的关系存在误读，“三驾马车”成就了中国经济，未来依然要保持活力，如果人为降低投资和出口，将会使中国失去优势，被赶超。

梅新育认为，中国巨大的产能需要输出，国家已经有能力通过稳定贸易伙伴宏观经济来稳定贸易伙伴的市场需求，鉴于综合经济优势正在凸显，中国应该加快推进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外贸实际情况好于统计数据　　《中国经营报》：今年前4个月中国外贸出现了进出口、进口“双降”局面，但前8个月的总数据又向好，你怎么看待中国外贸的发展状态？　　梅新育：根据我们的调研，今年的外贸实际状况要好于统计数据，尤其是前4个月的“双降”很大程度与去年末的基数有关。前8个月的数据反映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复苏强劲，说明这些产业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　　最近几年，随着东南亚、南美、东欧、非洲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中国劳动力成本、生产要素成本等不断攀升，很多人认为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消失。但我认为外向型制造业的竞争力除了成本因素外，还要考虑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稳定性差，通货膨胀率会比较高，也意味着工资水平膨胀会比较快，同时工潮频繁损害效率，成本优势会很快消失。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三来一补”贸易在珠三角全面铺开，如果假设广东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迅速增长的出口，很快就会导致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方面的成本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制造业的竞争力很快就会被削减。广东的成功就在于它是中国的一个省，全国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蓄水池”存在或流入，能让广东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这个比较长的时间里，广东和全国的配套产业体系培育和成长赢得了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就珠三角和全国的上述客观条件而言，其他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不具备，比如像越南、柬埔寨、非洲国家、南美国家。以巴西为例，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中国铁矿石的主要来源国之一，过去10年初级产品的牛市已经对它的制造业和出口商品构成形成了“去工业化”的影响。　　我认为，中国制造2008年以来的转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虽然出口的产品可能还是传统的产品，但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品牌、设计，有的还进入了流通环节。比如说，假设一个行业原来做贴牌主要是给国外企业做，现在主要是给内资企业做，这就是进步，说明中国的产品地位提高了。　　转型不能搞的太极端，不是说所有企业都要去做自有品牌，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由品牌、渠道企业和加工企业组合而成，这样的产业体系才是有弹性的，如果所有企业都去做品牌和渠道，那这个体系必将是没有效率的。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和转型有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和关系，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太依赖出口”“投资率过高”等说法站不住脚　　《中国经营报》：投资、出口、内需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国一直被国内外经济界人士诟病投资率过高，对出口依赖过高，而内需不足，你怎么看待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　　梅新育：从我们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来看，比较多的意见是，我们太依赖出口，投资率过高，但我认为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就出口方面，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我们的很多产业不是一开始就面向全球市场来建立，那么我们的经济潜能就不能得到激发，巨大的产能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比如中国的玩具曾经占到全世界7成，纺织服装2013年占全球市场的36%，在技术含量高的领域，2013年，中国手机产量占了全世界81%，装备工业产出占全世界三分之一，这样的规模天然要求面向全球市场，而且我们的企业规模做到这么大，必然要求市场全球化，来平抑收入可能存在的波动。　　现在，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两位数增长率的时间已经告一段落了。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的产业如果不能在增长率较高的市场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就意味着我们的产业在全球产业中的“江湖地位”下降。　　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很单纯，就是“赶超”，现在我们是第一工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第二经济大国，虽然还有继续赶超的任务，但另一个任务日益突出，那就是“防范被赶超”。　　中国这么快就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勤奋，政府明智、坚强有力，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但还有一点，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采取了一些我认为是自废武功的做法。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就流行制造业是夕阳产业之类的理论，片面主张大力发展服务业，不少国家采纳了这一观点，主动去工业化，这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的发展。　　现在中国会不会重蹈上述自废武功的做法呢，我认为是可能的。现在社会对外贸出口的认识，对投资的认识，以及对某些新兴产业的认识存在偏差，还有对福利的要求，对外援的非议等也都形成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舆论氛围。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我们是更上层楼，还是被赶超，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中。占领市场是艰难的，但要丢掉却很容易，需要警惕失控的民粹主义毁掉中国经济的前途。　　《中国经营报》：在新常态下，你认为应该如何协调“三驾马车”的作用？　　梅新育： 对于投资率过高的问题，我认为外界也存在误读。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持续强劲的投资，经济增长的后劲从何而来？过去的10年，我们的投资率很高，大部分年份是40%左右，但这种高投资率有其背景，因为在这10年里，全球经济处于较快增长的阶段，而且中国的GDP从排行第八跃升到第二，在这个进程中，外部市场在快速增长，如果没有国内高投资的推动，中国的产业和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绝对不可能膨胀得这么快。　　其实在这10年里中国国内的消费增长也很快，只是投资更快，显得消费增长相对慢了。如果没有高投资，我们在全球产业中占不到现在这么大的份额，我们的消费、实际生活质量、收入水平也不会提高得这么快，这是相辅相成的。　　现在全球市场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而中国经济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也很大了，这种情况下，不用刻意强调，投资率也会自己降下来。如果这个时候刻意强调降低投资率，结果可能会把我们经济增长的后劲消磨掉。　　“三驾马车”现在都是比较温和的状态，消费在温和增长，经济减速，但就业反而还在改善，外贸现在也是温和的增长，那种情形不能长久维持。我们在本世纪前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外贸年增长率都超过30%，有几年甚至超过40%。比如说以前，我们只占全球外贸总量的1%，那样的超高增长可以维持；但现在我们占了30%，要继续维持这样超高增长已经很难了。但是考虑到要防范被赶超的需要，我们需要保留在必要时候能强力启动的能力；我们不能自己废掉这种能力，哪怕是备而不用，也不能废掉。　　需要加快推进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中国经营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利用好如此大规模的市场？　　梅新育：中国国内市场规模非常大，增长非常快，这样产业依托国内市场发展就能具备世界级的规模经济效应，成长为世界级规模的企业；在此基础上，有这样的母国市场作为依托，再去争夺海外市场，具有多方面的天然优势。同时，由于母国市场与海外市场的经济周期不同步，使得我们的产业有能力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来平抑营业收入波动，提高经营稳定性这一点比起那些以小国为母国的企业就有明显优势了。　　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是最典型的例子，美国的电子商务起步比中国早，但阿里以中国巨大的市场为依托，造就了全球最大的网购市场和最大的网购企业，这就是典型的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市场地位的例子。　　中国的大市场还意味着我们可以以国内市场的巨大进口能力为砝码，使贸易伙伴给予我们比较平等的待遇。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了，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凭借这个东西来约束我们贸易伙伴的行为，要求他们给我们比较公平的待遇。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产能和市场都已经达到世界级的规模，国家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越来越积极，你认为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具体的努力来维持这种优势？　　梅新育：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的需求在回暖，新兴市场国家的波动性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稳定我们的外需，需要加快推进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原来中国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稳定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来稳定贸易伙伴的市场需求。　　中国可以通过援助基础设施，也可以把我们正在积累的金融方面的优势和工程建设、货物贸易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铸造一个综合的竞争优势，来巩固我们的地位。在新兴市场经济波动的时候，我们用新的机会和利益来诱导、推动我们的新兴市场贸易伙伴，改变以往牛市时的过分民粹主义，来为我们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　　在工程建设这方面，国内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我们的优势。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建筑工程大国，2010年我们就已经是海外得到工程承包合同最高的国家了。在中国所有海外工程合作中，我认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以泰国的高铁为例，规划中的两条铁路不仅可能成为我们服务和货物出口的重要通道，也可能成为金融输出里程碑的项目，对泰国本身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可能是里程碑式的项目。　　习近平主席在蒙古国访问时说欢迎别的国家搭乘中国的经济快车，我们是开放的，但是我们的一些贸易伙伴，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贸易伙伴，他们对中国经贸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是追求让中国贸易伙伴利益最小化，还是追求本国收益最大化？有些国家认为让中国收益最小化就能让自己收益最大化，这是错误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市场做不起来。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只有尊重中国伙伴的利益，才能把市场做大，才能成功搭乘中国经济快车，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与成熟市场的交往，一个特别重要的竞争是贸易规则的争夺，以前中国都是讲“与国际惯例接轨”，但现在我们应该要有一些发展，要“推动规则演化”，在规则的发展上做出一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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